韩侨说道：“当年革命先辈付出的鲜血和牺牲是非常残酷的，战争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意见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我哈市希望通过我的介绍能让你重新燃起对往昔战争的记忆，你记得吗？

苏德战争开战前4周，德军伤亡人数已经超过西欧战役的总和。开战两个月，最早突入苏联的德军部队就只剩下了60％。而苏德战争前期的伤亡还不是最严重的，随着红军规模的扩大、装备的改善和战斗技能的提高，德军的伤亡直线上升。

德国在东线阵亡人数，1941年约30万，1942年约50万，1943年约70万，1944年达到123万。一个德国老兵回忆，当时征兵以18岁划线，一满18岁立即入伍，中学毕业生一届一届地送到前线。

在他毕业的中学里，1922年出生的男生没有一个从战争中活下来。1943年库尔斯克战役失利以后，德国取消了家庭最后一个儿子或者大家庭父亲的免服兵役的规定。征兵年限逐步放宽，上限扩大到45岁，后来又扩大到60岁。

1944年，希特勒下令16岁到60岁的男子，一律编入国民冲锋队，承担乡土防御的任务。

1945年3月，德军征召1929年出生的男性入伍，正式打破了十八周岁的最低服役年限。因体检被淘汰的人员也不能免除兵役，例如在西线的第70步兵师主要是由患胃病的人组成的，只能吃白面包，号称“白面包师”。

甚至还有一个营，完全由患耳疾的人组成，命令靠手语传达。

为了弥补本国人力的不足，德国还大量征召外籍人员参军。先是德国侨民，继而北欧、西欧的志愿者和苏联战俘都可以加入德军，曾在德军中服役的外籍人员超过200万，来自30多个国家。

党卫军是德军的精英部队，最初组建时，要求所有官兵有纯正的雅利安血统，但是后来外籍官兵占了多数，二战结束的时候，德国党卫军剩下31万，只有11万是德国人。

至于纳粹最深恶痛绝的犹太人，到战争后期，如果只有50％的犹太血统，也可以加入军队。但是，出于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考虑，德国始终没有征用妇女加入作战部队。

苏德战争中德军战斗素质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德军的训练非常严格。

新兵入伍，要在本地接受半年的培训。到了野战部队，也不能立刻投入作战，而是要在一个营级单位的衔接训练大队再接受训练，以适应前线作战环境。甚至伤愈或者休完假的士兵也不能马上归队，也要在衔接训练大队呆过以后才能投入作战。

但是，由于伤亡巨大，战事吃紧，这样的训练体制逐渐难以为继。德军不得不把没有经过充分训练的官兵送上战场，遭致更大的伤亡，反过来官兵的训练时间更加缩短，陷入了恶性循环。

到1945年，希特勒干脆把包括教导部队在内的所有部队全被送到一线，这已经是竭泽而渔了。

到战败之时，德军总损失（伤、亡、被俘和失踪）总计1348.8万，占1939年男性人口的46％，其中在东线的损失达1075.8万人，占了总损失的80％。

你说，我们的祖国遭遇了这么惨痛的命运之伤！

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的热爱我们的祖国苏联，不好好的唤醒你的记忆！做一个真正意义上合格的克格勃呢？”

我大脑一片雾气，我想，妈的苏联死不死人关我啥事儿，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我应该是广西人或者什么地方的人，总之老子是中国人！

怎么扯上苏联祖国了？

有点儿莫名其妙，因此他刚才所说的对我而言都是对牛弹琴，我一概也听不明白!

老头看了看茫然的我说道：“我看不如这样吧！就用我们摸索出的刑讯程序试试看吧！看能不能把这小子内心深处的潜能激发出来！”

韩侨说：“好！不过时间太久了，我也忘记了你提个醒!我来实施！”

老头儿点点头说道：“我们克格勃有一套严密的刑讯程序——第一道程序：在逮捕后，马上开始对被逮捕者大喊大叫和谩骂，往脸上吐唾沫。经过车轮战之后，大部分人都会老老实实承认自己莫须有的罪行。

“你是坏蛋！”——“是，我是坏蛋！”

“你是特务！”——“是，我是特务！”

“你想暗杀斯大林同志！”——

“是，我想暗杀斯大林同志！”

于是，事先编造好的供词便可以毫不费力地强加给神志不清的人们。

第二道程序：巩固已经取得的“成绩”。

招认的人得到较好的饮食。

给他抽烟，把亲人送的东西转交给他，甚至允许看书看报。

审讯人员竭力让犯人明白：现在想翻案已不可能，为了挽救自己，必须“诚恳地悔改”。

犯人得到纸和笔，可以在监狱里写交待材料。

第三道程序：如果犯人要在法庭受审，那么还要进行辅助性的工作，即预先“排练”。

审讯者会告诉犯人：“你要知道，如果翻供，我们将慢慢折磨你，把你一块块撕碎。”或者用更有效的方法：“你应该好好想一想，是你一个人承担罪罚好呢，还是让你的妻子和孩子们同你一起被处死好呢？”法庭的场景往往会被逼真地彩排多次。

第四道程序：用一套很复杂的方法对犯人进行“个别对待”。首先对暗中汇报的犯人进行讯问，对他进行研究。而对所谓的“集团”、“中心”案件则采取另外的办法，同时对所有犯人进行突击审讯，对某甲进行威吓，对某乙进行劝说，对某丙进行许愿，对某丁则综合使用上述方法，目的是使他们离心离德，相互怀疑、相互揭发。

当然，如同“请君入瓮”的故事那样，发明这些程序的人最终也被圈进这些程序之中。亚戈达和叶诺夫垮台之后，都遭到了残酷的折磨。

而贝利亚的副手和继任者阿巴库莫夫，在被捕之后昼夜都被戴着手铐，只是在吃饭时手铐才被打开。

白天他的手被铐在背后，夜里才允许把手铐在前面。

阿巴库莫夫一生都致力于摧毁人的意志和生命，殊不知他自己的意志和生命也被以同样的方式摧毁了。

在贝利亚主持工作时，斯大林作出了关于允许刑讯和拷打被捕者的著名指示。

发给各州委、边疆区和民族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密码电报上有斯大林的亲笔签名：“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作出如下说明：经中央批准，自一九三七年起允许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中采取体罚手段……作为例外，今后必须要对人民公开的和未解除武装的敌人采取体罚手段，把它作为完全正确的合适宜的一种手段。”

此后，严刑拷打被合法化了。克格勃的一位官员、内务人民委员部加格拉地区副处长瓦西里耶夫在一份报告中说：“许多被捕者在审讯中被打死了，然后出具他们是因心脏麻痹或其他原因而死的证明，有位被捕者遭到连续几个小时的殴打，打得他浑身上下体无完肤。

做了一个绳套，把它套在这个人的生殖器上，然后拉紧绳套。

鲁泽少校对工作人员说：‘谁不打人，谁自己就是人民的敌人！’”

有一天，瓦西里耶夫走进一个侦查员的办公室，侦查员他正在审讯一个犯人。

瓦西里耶夫问：“他表现怎样？”侦查员一边填写审讯纪录一边答道：“他不说话，不想承认怀有敌意。”

瓦西里耶夫仔细看了看被捕者，发现他已经死了。

围着犯人走了一圈之后，瓦西里耶夫发现犯人被打破的后脑勺上有血。

侦查员洋洋得意地拿出两指厚的一条已盘起来的钢丝鞭，承认自己用这条鞭子鞭打了被捕者的后背，但没有发现人已经被打死了。

特务头子们“创造性”地发挥了领袖指示：他们命令手下对犯人采取车轮战，被捕者一连数天、甚至数十天不许睡觉，不给吃饭和喝水，不许上厕所，长时间暴露在强烈的灯光、阳光下，或者放在冰天雪地里，迫使他在精神和肉体上崩溃。

他们还发明了种种酷刑：将被捕者吊到拷问架上，把身体拉长，往嘴里灌热水；

打断四肢；用橡胶皮带抽打犯人；挖掉犯人的眼睛，捅破耳膜；由数个身强力壮的行刑手连续不断地扇犯人的耳光；

将四周都钉满锋利钉子的特制箱子扣在犯人身上，迫使犯人蜷缩在地上，只要一动就会被钉子刺得遍体鳞伤；

将电线绑在男性犯人的生殖器上，长时间通电。

他们还让手下在精神上侮辱犯人，让犯人失去自尊和自信。

克格勃工作人员让犯人吃掉别人的小便和大便，让犯人长时间学狗叫，或者学狗一样进食。

他们还剥光女性犯人的衣服，让其**着在男性犯人和审讯者面前走动，要求她同时唱歌、跳舞，甚至把**的女性犯人关进透明的玻璃柜里到处展览，命令内务人员或者男性犯人**她。

总之，凡是能够想到的酷刑他们都会实践一番，并互相交流“经验”。

这样就实现了贝利亚们所保证的“没有得不到的证词”。

在克格勃看来宪法和法律不过是一堆毫无意义的废纸——“如果‘遵纪守法’，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所以，苏联建立“法治”的时候，克格勃头子感到他们的末日降临了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背叛，他的背叛是有道理的：谁让你要强迫不能见阳光的蝙蝠生活在光天化日之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