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我刚满17岁，但是已然出落得眉清目秀、精明干练。

虽然我身材瘦削，但是身姿挺拔，再加上我过人的口才，和我所表达出来的对党国，对领袖的忠诚，很快就顺利的通过了各项严格苛刻的考试，顺利的考入了国民党广西通信兵团学生连第八连无线电通信科。

此后，我在中央军官学校第七分校第十八期通信兵种又学习了三年的时间。

之所以学习那么长的时间，是因为我们的通讯装备复杂，通信联络手段多，技术性，专业性，保密性，时效性都是十分强大的。如果不是我此前上了那么多年学，读了那么多年书，我想必也是应付不来的，因此在我比其他人更努力更用功夫的情况下，我的各项成绩都变得出类拔萃。

那三年，我认认真真、一丝不苟的学习了包括通信、通信工程、无线电通信对抗、航空兵导航等各种专业业务在内的技能。

由于技术过硬，三年后的1940年，我被调入中央航空委员会第十空军总站，负责电讯业务。

1941年，由于工作出色、业绩突出，我奉调进入云南昆明空军第二路军司令部，分配在蒙自机场美国空军电台任少尉三级通信报务员。

１９４２年，因为战局的需要，我任职于美国空军志愿军无线电台机群，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先后转战昆明、蒙自、桂林、都安、柳州、梧州、漳州等美国空军基地。,1943年在昆明举办的一次重要的酒会上，我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救了一个国民政府的元老级重要人物，因此不但我的工作环境得到变化还被破格擢升为少将，真可谓一步登天了。

后来我就跟随那个重要人物进入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专门负责电讯侦缉工作。

1946年3月17日下午1时13分，戴笠乘坐的专机在南京郊县江宁县的岱山坠毁，机上人员无一幸免。

对于戴笠的死亡，我十分感慨，虽然说我们只是名义上的校友，因为他是黄埔军校六期学员，而我是第七分校十八期学员，我们这种校友关系，他基本上连看都不会看我一眼，然而我对他这个人还是很佩服的，无论是他的为人处世还是运筹帷幄，都彰显出他与众不同的精绝之处。

但无论如何，我再怎么佩服他，再怎么钦敬他，戴老板还是死了，我曾经问过一个学长，戴笠戴老板的真正死因，他总是三缄其口，直到有一天我送了他一袋子广西腊肉，他才告诉我戴笠死亡的真相，听了以后我颇为震惊，但是我觉得，这么大的事情绝不会是我一袋子腊肉就能收买到的，想必这个学长是在搪塞我，因此我也就不再追问此事了。

戴老板死了，我们军统陷入了混乱之中，许多和戴老板有真感情的人，如丧考妣，许多和戴老板有过节的人也不敢过于张扬的展露微笑，每个人都在惶惶不可终日，每个人都在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而我则胸有成竹，因为我市广西人。

我们广西人在党国内还是很有分量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新桂系掌握着将近三十万的军队，还因为我的头上还有两个十分有分量的老乡——李宗仁和白崇禧。

因此，在别人十分焦虑的情况下，我的小日子还是过得很滋润的，该吃吃，该喝喝，就这样昏倒了1946年的五月份，我们军统的人随着迁都的步伐，一起回到了南京，我们经历了长达一个月的看似漫长的审核、调组过程以后，我们的军统人员全部于当年的六月份正式并入国防部二厅。

进入国防部二厅以后，我对于我的就业岗位是一点儿也不担心的，一方面是由于国防部的第一任部长是我的广西老乡白崇禧，另一方面是在１９４５年的时候就通过我姐夫的关系，给白崇禧送过礼，那还是在白崇禧当选第六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被授予陆军一级上将之前给他送的礼物，给他的印象自然不一样。

因此刚到国防部二厅，我就因为是桂系军人的缘故谋求了一个不错的岗位——国防部二厅情报计划厅督查室主任。

然而实际上这个督查室主任也不当什么卵用，虽然我是少将军衔，但是说起来就是个穿着军装坐办公室的工作。

我那个部门与其说是督查室，还不如说是个收发室，甚至连收发室都不如，收发室还能天天来几个人，收几封信，解解闷子，而我只能傻呵呵的呆坐着。

实在闲的无聊了，我无非就是四处走走看看，探听下小道消息，另外再趴趴门缝，看看他们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有什么不适当或者不合时宜的事情。

１９４６年正好是狗年，我不尴不尬的谋了这么个差事，有时候我自己想起来都觉得好笑，我李沧海再不济也是个少将，怎么给自己选了这么个不着四六的工作。

虽然在我看来这个工作和当密探差不多，然而实际上，对于国民政府和国防部二厅来说，这个工作却是非同小可的。

１９４６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一年，年初，联合国大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举行。国共开始进行协商合作，准备商议二战后中国如何组建政府等问题。

综合当时各方面信息来看，我觉得大家随时都有谈崩的可能，我认为打仗是再所难免的。

而且，还不仅仅有可能爆发战争的忧患在实时威胁着我们可怜的国民政府，狗咬狗的内讧也随时可能发生，当时国防部二厅刚刚成立，军统和中统合为一处，虽然第一司第五处几乎都是我们黄埔军校的同学，只不过他们是黄埔军校交通科，我是黄埔军校电讯科，但毕竟都是喊着同一个蒋校长，念得都是同一份黄埔情。

不过话又说回来，虽然可以说当时军界无论是空军、海军通讯基本上都是我们黄埔系同学的天下。

但是军统和中统，毕竟斗了这么多年了，哪能没仇没恨，没缘由呢？

自从当了国防部二厅情报计划厅督查室主任以后，我觉得每天都是在虚度光阴，整天无所事事，因为所谓督查，能督查出来什么鸟？

真正有事儿都是暗地里干，谁会蠢到明目张胆的在我面前嘚瑟？而且这是个清水衙门也没人给我送礼，想要贪腐都做不成！

于是我每天无所事事，过去精熟的专业也几乎忘光殆尽，过着尸位素餐的生活，每天不是看报纸就是喝茶水，再不然就是盯着姑娘们看。

还好这里的姑娘长得都不赖，尤其是一个叫武修华的姑娘，简直都把我的魂给勾走了！

我每天脑子里想的都是武修华，虽然小时候我看过太多人间荒淫的事情，但是基本上我还是个正直的好人，从来没有经历过男女之事，我就是个傻当兵的，二十六了，我连女朋友都没交一个，我想如果到年底，国共不打仗，我就和武修华提亲，每想到此处，我就心花怒放。

与我碌碌无为的工作一样，我们整个国防部二厅的工作都处在一种混沌之中，大家的情报工作就和我的督查工作一样都搞得很糟糕，或者说是一塌糊涂。

说心里话，我也搞不懂这些所谓的党国的精英们到底在搞什么鬼，几乎所有人都在忙于权利斗争，不住的窝里斗，矛盾重重，没过多长时间，由于情报处搞不到一星半点儿的情报，国防部二厅重新进行了改组。

我心想，改组就改他妈的，老子是给白崇禧送过重礼的人，因此我国防部二厅情报计划厅督查室主任的老位置不变，我还继续当我的少将主任，但是其他的情形却改变了许多。

任凭谁也想不到，国防部二厅一改组，整个人事斗争居然变得更为剧烈，即便是社会阅历丰富，心思缜密如针的我，也有点儿感觉到焦头烂额、如履薄冰。

让我更为头疼的不仅仅是狗咬狗、窝里斗的尴尬局面，最要命的是，我李沧海这么个小角色，居然也成了中共方面拉拢的对象。

原来，1937年我广西师专的那些个北上抗日的同学，有些如今已经在延安共产党的军队里混成了高级领导，不知道他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了解到我目前所处的一个如此“重要”的位置。

因此他们多次通过各种渠道来联络我、拉拢我，但是我始终不为所动，因为我深深的知道，作为一个党国军人，我的骨头和血液都浸润着对党国、对三民主义、对领袖的忠诚，仅仅凭借如此遥远的同学之友谊就想动摇我不是那么容易的，何况同窗之谊哪里比得了我黄埔精神之下的同窗、同志、袍泽之革命友谊。

于是我浑浑噩噩的混到了１９４８年，我和武修华已经同事两年时间，但是我还是不敢和她提出处朋友的请求，我不好意思，只能默默的看着她，将心底的爱恋，化作烟瘾，拼命的抽。

1948年发生了许多大事，溥仪皇帝堂妹川岛芳子被我国民党政府判以“汉奸罪”，执行死刑，享年43岁，和她一起被枪崩了的还有我的四姐和四姐夫。

当时我是知道这件事的，但是由于事情太过敏感，我也不好插手，因为一旦和他们扯上关系，那根本就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了，因此，从心理层面上我是十分难过的，但是我也帮不到他们，只能是通过一些别的关系，让他们夫妻两个少遭点儿罪，我之所以难过并不是难过于他们两个叛变投敌成了汉奸，而是难过于，他们死的太过不明不白了，从我后来了解到的信息来看，我的四姐和四姐夫他们其实是很冤枉的，因为他们原本是受到国民政府委派，受命打入日伪政府的党国精英，只是因为单线联系的上线失踪了，结果大酱掉到屎坑里不是屎也是屎，永远不得翻身了。

１９４８年，解放军攻克拥有10万重兵、工事坚固的山东省会城市济南。毙伤国民党军22423人，俘王耀武以下61873人。济南战役是人民解放军攻克敌人重点设防的大城市的开始。这一战役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142天，共争取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与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共154万馀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三大战役结束了，蒋校长的中央军系受到严重打击。

蒋校长下野了，我们桂系精英李宗仁以中华民国代总统的身份与与共产党展开谈判，此时，中共方面已基本控制长江以北的大片土地，中共调集了一百多万兵力部署于自武汉至上海的长江北岸，准备渡江进攻。

最终国共谈判未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国民政府的长江防线崩溃。

在这样一种大厦将倾的前提下，我的人生也将发生一次大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