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道：“监听这玩意儿挺厉害啊！”

韩侨说道：“那当然！监听不止一次地协助我们查清了犯罪分子极其危险的行动，第十五局从事的工作是设计、建造并按需要的制度管理某些目标，这些目标是为特殊时期，即为一旦爆发军事行动和发生其他意外情况时准备的。”

在莫斯科及其郊区和苏联的某些其他地方，建有绝对秘密商定的、供特别时期使用的目标。

它们包括统帅国家和武装力量的预备指挥所、不可或缺的储备库、政府通讯枢纽，以及其他在紧急状态中支撑国家生活、保证国家或多或少地正常行使职能的设施，简短点儿说，是维持国家在紧急状态下仍有生存能力的设施。

各目标的设施需要按起码的必不可少的原则作出相应的科学和技术结论，某些目标是用来防止核攻击的，但是，在大型核弹头直接命中时，它们的生存率也会大成问题。

这当然是不言而喻的事。

虽然如此，目标的某一部分却会保存下来，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保障国家的可管理性。

要保障国家安全，保障国家最重要的目标，没有上述设施是不可能做到的。

从苏联的能力出发，我们并不极力主张在所有方面都赶上拥有巨大潜力和实力的美国。但上述设施是最低限度的，是非有不可的。第十六局的工作与第八总局相当接近，它拥有解决技术和科学问题的最杰出的智能潜力。

它负责收集公开情报和秘密情报，解决有关打入苏联感兴趣的别国家重要目标的极其复杂的任务。

该局有许多高水平的发明，这需要高深的学识、必不可少的技术设备和技术手段。

在这个部门工作着一批高级专家，他们完全可以成为苏联科学技术界的骄傲。

第十八局并未囿于本单位的小圈子，它与苏联工业部门、科研机关具有广泛的联系，利用自己的潜力，帮助后者完成各种科研任务。

在研究具体任务时，他们要求严格、努力不懈、机敏过人、颖悟独特，并充满永恒追求的强烈愿望，更主要的是他们找出的解决任务的方法简直匪夷所思，而这些任务，乍一看，简直就是人类智慧的幻想。

国家安全委员会有一些不懈追求、渴望达到更高水准的部门，而第十六局就是其中之一，也是通往科技难题谜底最佳实践道路上极其重要的一环，没有它，在我们这个时代根本就不能保障苏联的国家安全。

除此之外还有边防军总局领导边防军区、边防部队和哨所。

边防部队的总部机关不大，但边防军总数却超过二十二万人。对于苏联这种拥有漫长边界的大国来说，这是现实需求所允许的最低数量。

需要扩编边防军部队，改善他们的物质条件，给他们增加财政投入。

边防军经费已占国家安全委员会预算总开支的一半，其相当一部分用于边界的技术装备：

军事技术兵器、目标设施建设、通讯联络、各大单位的工资。另外还有侦察技术局是设计、开发、生产和经营专用技术工具的先头部队，也是科学思想成果、最高技术工艺和独一无二的技术解决方案最集中的部门。

在该局的产品中，进行批量研制和生产的技术工具相对较少，往往是些单个产品，它们被指定用来完成严格规定的侦察任务。

侦察技术局利用苏联科学界和整个工业的科技成果，密切关注国外在这一领域的新产品，并极力利用其中最有价值的一切成果。

侦察技术局的产品具有双倍的机密性。如果走漏消息，就能是对手很快制定防范措施，从而抵消我方技术能力的效能。

该局工作人员都是有一定特长的全神贯注的人。国家安全委员会慷慨地把自己的新发明与地方工业部门分享，从来不提任何交换条件，当时也不存在任何商业性活动。完全可以实事求是地说，没有该局的产品，不论是情报侦察机关，还是反间谍情报侦察机关，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其他部门，首先是边防部队，都不能完成本部门所面临的任务。我相信，这个局仍有远大前程。

但是，这只有在一种条件下：即它如果能吸收国内外经验，并不断寻求更高水平的各种科技发现，才能变为现实。”

我说道：“韩侨，你小子行啊！真想不到，你居然也是克格勃，那你怎么会出现在劳改农场呢？”

韩侨叹了口气说道：“我他妈的其实是为了找一个发明家！

1961年9月，中国科学院广东光机所李志坚、吴月鹏等在祝德金的率领下，用国产红宝石制造出中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并在《科学通览》上发表了第一篇有关激光的文章。

尽管这台激光器比美国在1960年5月问世的的世界第一台激光器晚了一年，但却有自己的特色。

它采用球形照明器作为激发光源并首先采用了外腔结构，比美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性能更优越、效率更高。它的研制成功，在中国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其中关键人物李志坚掌握着关键的玻璃配方、退火工艺及测试技术，如果找到了李志坚对于我们苏联研制激光器具有跨时代的重要意义！”

我说：“这和你是克格勃以及你进劳改农场有啥关系？”

韩侨看了看正在忙碌的老头儿缄口不言。

我恍然大悟于是喊了一声：“爹！我和我哥们儿谈点儿事儿，您先忙着！”

老头儿答应了一声继续炒菜，而我则拉着韩侨坐到了桌子旁边。

韩侨说：“你他娘的见到我的时候，正是我被派遣到中国执行任务被抓的第三天，我奉命寻找红宝石激光器，主要是为了对付美国的激光器，其实我被抓也是故意进来的，因为那个发明激光器的家伙也在劳改农场！”

我说：“咱们农场好几万人啊！你怎么知道他们在，你是怎么进来的啊？”

韩侨说：“李志坚有个儿子叫李宁辉原来是北京朝阳大学的学生（朝阳大学是专门学法律的，国民党时期有一种说法，叫无朝不成法，意思是说，法院、检察院如果没有朝阳大学毕业的，你这法院、检察院的牌子就挂不出去。

当律师的也必须有朝阳大学的文凭，否则你这律师也当不成。解放后北京各大学进行院系调整，原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朝阳大学都取消了，在朝阳大学的基础上新建了北京政法学院，即现在的北京政法大学）李宁辉在朝阳大学只读了一年，北京就解放了，那年他才十九岁，因为在读大学时他参加过“三青团”，解放后被判刑七年。

五七年“大鸣、大放”，犯人虽然无权给共产党提意见，可读过两天书的人有个坏毛病，总爱对时政发表言论。他老兄说了这么一句话：中国根本没有法，判刑多少完全凭审判员当时的心情而定。

他举了个例子，北京市玄武区法院一位审判员判了一个偷自行车的小偷，因为罪行不大，只判了一年，可是不久这位审判员的自行车也被偷了，他火了，说：“偷到我头上来了，再让我判偷车贼，我非重重判他不可！”

果然不出一个月又赶上他判一个偷自行车的，这次他一下就给判了十年。

就这么一句话不要紧，他老兄以“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名被加刑十年。

五八年“大跃进”，当时有一个口号叫做“争分夺秒，一天等于二十年，十五年超英（国）赶美（国）不困难”。李志坚的儿子李宁辉嘴巴又痒痒了！

他在长期牢狱生活的压抑当中，突发奇想，开始扯淡，编了一句：“争分夺秒，累死拉倒”，结果以“恶毒攻击大跃进”的罪名又被加刑五年。

按道理来说，加刑了，就消消停停的蹲监狱就是了，可他不滴，他是十分倔强的嬉皮士一样的人物，于是又开启了他的胡编乱造功能，在唱“社会主义好”这首歌时，他说：“社会主义好是好，就是吃不饱”，结果以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粮食政策”的罪名被加刑七年。

这加起来已经不少了，该老实了吧！？不，这小子绝不！他在被管制期间认识了一个叫做李有宁的老犯人，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是个被管制的地主分子，北京市宋庄人民公社的。解放前省吃俭用买了二十亩地，解放后被化成了地主。

五八年“大跃进”，农业上大搞深翻密植，有的地方翻地一米多深。李有宁他老先生种了一辈子的地，种地对他来说当然是行家里手，他看着村里人这样翻地，拄着根棍子，一边捣着地，一边说；“你们这是种庄稼吗？你们这是糟蹋这快地！把冷土翻上来，庄稼还能长吗？”

这句话不要紧，以地主分子“恶毒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企图破坏农业生产”的罪名被判无期徒刑。

而李宁辉觉得这个事情不太公平，凭啥给他加刑不给我加刑？于是吵吵嚷嚷的说有他一份儿！

结果他也被判了无期徒刑，李志坚本来对儿子是抱有希望的！谁知道几年的时间，不仅从天之骄子，变成了阶下囚，而且还貌似这辈子都出不来了，他很难过！

于是写信给李宁辉，告诉他一定要多学习，勤努力，后来政府号召人们“大鸣大放”，报纸上出现了不少“右派分子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反动言论”，有些在押的劳改犯也藉机进行申诉，结果偷鸡不着舍把米，不但没有减刑，反而都被加了刑。

有些犯人根本没有申诉，也无缘无故被加了刑，原因是肃反时，这些人作为历史反革命被抓起来以后，判刑判的特别重，后来实行“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宽松政策，对在押犯进行了甄别，不少人被减了刑，甚至被释放了。

可反右后，又给减过刑的在押犯重新加了刑，甚至比原判还重。那些被甄别后释放的，也被重新抓了回来，不甘于寂寞的李宁辉是提了意见的，后来干脆觉得不过瘾，让老爹李志坚也来这边儿和他一道讲理！李志坚虽然是个科学家，但是极其讲道理，为此李志坚又写了一封信，告诉儿子李宁辉一定要好好改造，尽可能的历来顺受！多讲道理，一定会获得清白的！想不到却让李宁辉惹了一身的毛病，最要命的是这次不用加刑了，直接给整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