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三泰老师说道：“在这里，你们将会开展为期半年的统一集训，为了让你们快点儿上手，我特意给你们找来了一贯道的老师傅教你们！”,我听了心下一惊，这一贯道，害人无数，怎么用一贯道来培训我们！

据我了解，一贯道，为中国民间秘密宗教之一。起源于明朝中叶，盛行于明末清代。

最初称为罗教，由山东人罗清所创立，之后分化各种不同教派，如先天道、天理教等，一贯道是清末才兴起的一支。

其渊源可溯至清末王觉一。

他借用清代秘密宗教中《佛说皇极金丹九莲证性皈真宝卷》及《开示经》中的偈语，建立“东震堂”，接续罗教道统。

奉罗教主神无生老母，标榜弥勒佛三阳信仰，并以儒家为中心，主张三教合一；在形式上，夹杂着中国古老的谶纬图说；在组织上，无出家之说，而由俗家信众求道后称为道亲。进入民国后，则又加入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变成五教合一说，无论三教五教，都是扯幌子唬人之举。

我说：“袁三泰老师！怎么能让这样的人来训练我们呢！绝对不行啊！”,袁三泰冷笑着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贯道在内地早就断了香火，放心！我找的绝对是对你们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一顶一的师傅！来我把他请出来给你们认识认识吧！”,话音刚落，从黑暗中走出来一个长发披肩的男子，身穿一身黑色的中山装，白袜子、黑皮鞋，颌下三缕长髯，看上去一幅仙风道骨的模样。

我问道：“袁三泰老师，这位就是一贯道道徒负责培训我们的人呗？”,袁三泰点点头微笑着说道：“没错！就是他！他的名字叫吴三川！”,吴三川向我们抱腕拱手深施一礼说道：“在下吴三川，奉命为各位培训，那么首先我要让大家明白一件事，各位都是奋战在第一线多年的超级特工，那么我要做的就是把你们变成真正意义上的间谍，间谍和特工是两个概念。

要成为一名成功的间谍或特工首先就要心理素质过关。这是一切的基础，怎样才能具备高超的心理素质呢！

那就是要有信仰，有坚定的信仰。没有这个，其它的专业技能啥的都是白扯。那么信仰啥呢？就得信仰我们一贯道！”,我说：“这他妈不还是兜圈子兜回来了？老子是国民党！信得是三民主义和国父思想！信你妈的一贯道！”,吴三川有些尴尬，于是把枪掏出来了！

我很反感，信就信呗！掏你妈的枪！

于是我说道：“其实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或对某人、某物的信奉和尊敬，并把它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也不见得都是坏事；,而且这个信仰带有主观和情感体验色彩，特别体现在宗教信仰上，能够让人有一种精神追求，是吧！

那你就说呗！有啥好话好好说，我他妈的洗耳恭听，你把枪收起来呗！。”,吴三川笑嘻嘻的说道：“李沧海！你小子的大名我久有耳闻，年纪轻轻就做了国民党上将！

佩服！

既然你有兴趣那我就说说！

依照“一贯道源流”等该教文书记载，“一贯道”这个名称开始于清德宗光绪12年（公元1886年），发源于山东，之后拓展至各地。为了使自身神圣化，一贯道捏造历史，称其青阳期祖师，起源于伏羲氏。

又有一部分教徒称其起于达摩。

一贯道组织目前则将清代会道门头目路中一尊为白阳初祖。

一贯道发端于晚清，极盛于1940年代。其教义，杂糅儒、道、佛及耶稣教经典，宣称整个宇宙分“红阳”、“青阳”、“白阳”三期，各历一万八千年。

目下正值“白阳”期末世，大劫将至，须得信奉“一贯道”，才能消灾免难。

抗战期间，“一贯道”将大量汪伪政权高级官员发展进入组织。民国晚期，“一贯道”，甚至一度发展到与国、共两党分庭抗礼的程度。”,雷秀莲说道：“分庭抗礼？分庭抗礼怎么还他妈的被取缔了！”,吴三川说：“取缔一贯道行动是新中国建国伊始伴随着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而进行的一场广泛、剧烈、深刻的群众斗争，是他们共产党为了捍卫和巩固新生政权，破除封建迷信，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证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所做的必要工作，从国家角度来说无可厚非啊！”,我说；“我听说你们风光了挺多年啊？”,吴三川说道：“那当然！1930-1947年间，我们在全国组织架构，设有北京、天津、济南、上海等7大总坛。1949年前后，一贯道在上海拥有基层坛堂1144个，办道人员6200余人，道徒约30万人——而该教上海总坛，所辖范围并不止于上海市范围，如常州、杭州、温州等地分坛，亦归上海总坛管辖。

如此，当不难揣知，“一贯道”当年教徒之众。有学者认为，极盛时期的一贯道，有教徒300万人以上，当非虚言。

抗战期间，“一贯道”将大量汪伪政权高级官员发展进入组织。如汪伪中央税警团团长李丽久、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孙祥夫、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褚民谊、汪伪考试院院长王揖唐等。

1946年，国民政府社会部联合内政部，曾公告各地要求取缔“一贯道”秘密宗教之所以在下层社会普遍流传，“与经济因素有密切关连”。

一方面，“民间秘密教派教首最初设教的动机，主要是着眼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以谋得金钱财物为出发，极少的例子是出于政治上的动机而叛变造反。

他们凭着粗通的民俗医术，编造一套消灾祈福、追求来生富贵的宗教理论。”,另一方面，“教徒之所以愿意入教，一则是因向往来生富贵的理论可以摆脱现世的贫穷，一则也是为了日后能够谋取教职可以传徒收钱。”,换言之，所谓“民间秘密宗教”，实际上是一种金字塔式的敛财体系——越高层级的教首，享有越多的财源；越低层级的教徒，所获财源越少，唯有再往下努力扩充教徒人数，方能扩展财源。

这正是民间“秘密宗教”——自民国之“一贯道”，至今日之“全能神”——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始驱动力。

至于其教义本身如何，实际上并不重要；正如传销模式下，其产品质量如何，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竭尽全力发展下线。这种金字塔式的敛财体系，也恰恰是当日汪伪政府高级官员们乐意加入“一贯道”，成为教内高级干部的主要原因——该道敛财名目极多，如捐钱办道、考财、度大仙、功德费、开荒费、坛主费、献心费、忏悔费、齐家费等等——投桃报李，以敛财为目的的教首们，亦可以投汪伪之所好，随意更改其教义，宣称“日本来中国是天数，来收恶人”；,内战期间，甚至在教徒中散播“十八小子坐中原”之谶语，妄图渔利。

“愚者求福，黠者敛财”，是近乎所有邪教组织的基本特征。洞悉此节，以作针对，对识别、削弱邪教组织滚雪球传销式的发展，应有裨益。发现一些人家里建有一贯道的道坛，供奉“师尊”和“师母”，每日都有人前去叩首参拜，其中既有封建迷信思想严重和没文化的普通群众，也有士农工商各阶层的人，有些还是有身份的人，留用的国民党旧警察中的道徒和道亲也为数不少。

进一步调查得知，建有道坛的是一贯道的传师家，并且为数不少的传师以前不是地痞流氓、恶霸地主，就是日寇时期当过汉奸和国民党特工等。

前去叩拜的都是一贯道道徒和道亲。

道坛所在的屋子里烟气缭绕，道徒和道亲对着“师尊”和“师母”像燃香跪拜。

被称为“三才”的三个未成年孩子用被称为“扶乩”的把戏骗人。

“三才”指“天才”、“地才”和“人才”。

“天才”用一个绑着的木棍在沙盘上写字，“人才”把写出的字念出来，“地才”再把念出的“神训”字写在纸上，要道徒拿钱来“行功”、“献心”，以免灾难，没钱的也不要紧，“舍身办道”即可。

1950年12月18日，北京全市统一行动，130名一贯道首要分子几乎同一时间内被逮捕。

北京取缔一贯道工作历时两个月，先后逮捕反动道首381人;枪毙反动道首42人;登记点传师720人，坛主4775人，“三才”663人;,声明退道者178074人;封闭大小坛1283个。

北京城郊区充斥着一千多个一贯道中层等级以上的道坛，道徒和道亲在自家自行设的小型道坛则难以计数，道徒达到了20余万人，是北平地区最大的封建会道门组织。

于是，民警们开始研究起一贯道来。

一贯道最早是从明朝的“罗祖教”衍生而来的。

“罗祖教”是一个从佛教的旁门左道滋生出来的异教。明朝时，山东即墨县猪毛城有个叫罗孟鸿的人，28岁出家到北京密云雾灵山当和尚，41岁那年，罗孟鸿另立“罗祖教”，诡称自己的初祖是佛教的禅宗，他抄袭佛经和神话传记，编撰成“龙经”《五部六册》，作为传教的主要经典。

“罗祖教”以后又繁衍、分裂出“先天道”、“老爷道”、“归根道”、“三花道”、“西华堂”、“东震堂”等。

1882年，山东青州人刘清虚把“东震堂”改为“一贯道”，流传下来。

1930年，山东人张光壁篡夺了一贯道的掌道权，把总坛设在济南，派人到全国各地“开荒”建坛。

1933年，旧军人出身的一贯道点传师栗春旭被张光壁派到北平“开荒”办道。

栗春旭很会争取上层人士，在取得曾任国会议员的山东同乡周景成的信任后，在周的家里修建了一个佛堂。

这是一贯道在北平建立的最早的坛口，当时加入者多是军阀和失意政客，有曾任袁世凯政府财政部长的周子齐、军阀唐天喜等。

仅六年的时间，我们一贯道遍及鲁、冀、杭、沪等地，道徒达到了数十万众。

1936年，一贯道成了气候，张光壁自命一贯道“师尊”，他的妻子刘率贞和妾孙素珍被尊为“师母”。

日寇侵华期间，日军认为一贯道宣扬的“万教归一”，“吾道一以贯之”等符合日本统治者所谓儒佛神道的精神统治需求，于是将一贯道作为麻痹民众，为其侵略扩张服务的工具加以扶植和利用。

为了寻求支持，张光壁也迎合日寇，一时间，大小汉奸纷纷入道。

张光壁借此散布“有大劫降临，人道才能免灾劫”，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受其欺骗，也纷纷人道求安。

一贯道越闹越大，引起了国民政府的不安，张光壁被召去南京软禁起来，以控制一贯道的无限发展。

得知张光壁被囚，北京的栗春旭宣称“师尊给处死了”，想取代师尊的位置。

而在天津传道的张五福忠于师尊，到处活动，愿以财产甚至性命保释师尊。

见风使舵的张光壁此时归顺了国民政府，把栗春旭赶出道门，派张五福接替了北平的道务。

北平一贯道道长张五福与驻平的日本宪兵队长相勾结，取得了“宪兵队顾问”的头衔，借此大肆吸收敌伪人员入道充当骨干，依靠这些人的势力，抓住战乱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机会，使北平的一贯道组织迅速膨胀起来。

自1933年至1946年前后，北平的一贯道中层以上道坛已达1360余个，家庭佛坛无数，道徒多达20余万人。

至此，一贯道已经沦为一个具有反革命政治色彩的组织了。日本投降后，张五福又暗中投靠了国民政府。

国民党知道一贯道拥有庞大的社会基础，表面上明令取缔，暗中却命特务机关加紧控制一贯道。

军统局北平站曾召集一贯道坛主以上的人员集训，要其对抗“杀人放火”的共产党。张五福乘势由过去的拥护“大东亚共荣圈”改为标榜拥护“戡乱救国”，对军统局北平站站长马汉三表示：,一贯道与共产党势不两立!为了取悦国民党驻北平要员的欢心，张五福多次宴请马汉三、北平最高法院院长居正、国民党防空司令胡伯翰夫妇等人，给马汉三家送去名人字画等昂贵礼物。

马汉三升调北平市市政局任职后，张五福又送去数百万元现款贺喜。依仗这些势力，一贯道在政权更迭、人荒马乱的年代仍能一如既往地办道。

1947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下，国民党节节败退。张光壁携家离平逃往四川成都后病毙，其子张英誉与孙素珍相互争夺道权，一贯道从此分为“师兄派”和“师母派”两大阵营。

北平道长张五福追随“师母”孙素珍，他要求北平的道徒效忠师母。孙素珍不甘心北平的道务落入不迷信的共产党的手上，于是制订了“撤销佛像，化整为零”的隐蔽策略，并于1948年从四川派了一名姓白的点传师潜入北平，协助张五福以开办“忏悔班”的名义，召集大小道首传达“师母”旨意，转移佛堂，藏匿财产，抵抗共产党。

一贯道成为了一个彻底的反动政治组织。”